40年来，东莞乘着改革开放春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实现了从一个传统农业大县到一座“世界工厂”的发展奇迹。图为东莞松山湖。全媒体记者 孙俊杰 摄
盛夏时节，激情似火。
球星脚下滚动的足球，球迷热捧的智能手机以及无处不在的纪念品“大力神杯”、毛绒玩具、马克杯、钥匙扣和球衣……这个炎热的夏季，俄罗斯世界杯与“东莞制造”一起火遍全球。
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轴上，东莞注定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标本乃至一个时代的传奇：从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蹒跚起步，利用外资“借船出海”，实现农村工业化；到“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外贸奇迹，成为闻名全球的“世界工厂”；再到突围国际金融危机，自主创新“造船出海”，实现低端代工厂转型升级为创新要素汇聚的“东莞智造”。
风雨兼程，砥砺奋进。
40年来，东莞乘着改革开放春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实现了从一个传统农业大县到一座“世界工厂”的发展奇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东莞在外界的一片片质疑声中开启充满挑战的“二次创业”，打响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突围战”，交出一份又一份靓丽“答卷”。
因改革开放而兴，因改革开放而强。站在历史新起点上，东莞将紧紧抓住粤港澳大湾区新机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抢占智能制造制高点，冲刺创新型一线城市的新目标、新梦想和新征程。
借船出海
创造“东莞塞车全球缺货”发展奇迹
1988年，78岁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到东莞调查，惊喜地发现三年前在香港的突发奇想成了事实：如果自己有孙悟空本领，就把香港马蜂窝一样的小型工厂吹到内地去。
彼时，东莞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小型企业遍地开花，与香港密切相连，构成了“店厂分离、前店在港、后厂在莞”新经济形式。费孝通把这种“前店后厂”新经济形式命名为“珠江模式”。
“三来一补”企业的星星之火，源于沧桑古老而又意义深远的东莞虎门。
1839年，民族英雄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而时隔139年后的改革开放前夜，虎门再次点燃一把火，打开了珠三角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1978年7月6日，国务院针对广东、福建两省制定了《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企业补偿贸易办法试行条例》。广东决定在东莞、南海、顺德、番禺、中山5个县先行试点。
中国改革开放的头班车，与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的香港制造业相遇了。
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大转移中，香港持续上涨的土地、人力成本，把40岁出头的企业主张子弥在荃湾的两家工厂逼到了倒闭边缘。得知内地改革新政后，他像发现了“新大陆”。
7月30日夜幕降临时，张子弥穿过一片片绿色田野，出现在虎门地界上。他看中临街的一家濒临倒闭的太平竹器厂，并与东莞二轻局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合同，将原太平竹器厂改为太平手袋厂。
一个半月后，工商批文号“粤字001”、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正式开业。太平手袋厂的创始人之一、第三任厂长唐志平回忆，太平手袋厂第一年就获得加工费100万元，为国家赚取外汇60多万港元。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尝到“甜头”的张子弥们蜂拥而至，东莞利用外资“借船出海”，推动农民洗脚上田、穿鞋进厂，奏响了农村工业化的激昂时代之歌。
据记载，改革开放前，东莞每年稳定向国家上交粮食4亿多公斤，排在全国县级前三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大县。但到1987年底,东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已有“三来一补”企业2500多家,遍布全市80%的乡村,加工产品涵盖毛纺、服装、电子和玩具等15大类4000多个品种，创汇214亿美元,居全国县级单位之首。
不过，早期港商带来的“三来一补”小型企业，基本是数十万元的小资本投资，制约产业层次、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提升。
曾担任东莞县县长、东莞市市长的郑锦滔回忆，1984年一位国家领导到东莞考察，充分肯定了东莞改革开放取得的发展成就，接着，他又说了一句话：“东莞的企业犹如满天星斗，唯独缺乏一轮明月。”
这句话恰恰点中了东莞经济发展的“软肋”。在新一轮“借船出海”中，东莞大动作、大引进和大投入地利用外资，打造一轮轮产业“明月”：
1983年，当时全球最大的食品企业美国通用食品有限公司“破冰”进入东莞，与东莞粉厂合办省内第一家合资企业东美公司。很快，通用的老对手雀巢也投资15亿美元，建当时中国唯一生产雀巢咖啡的工厂。
1988年，47岁的台湾商人连阿荣以探亲为名，经香港第一次进入大陆，选在东莞樟木头，投资创办美华针织礼品公司。像香港商人一样，同样面临世界产业转移困局的台湾商人，纷纷进入东莞投资设厂。如今，东莞已被众多台商视为“第二故乡”，东莞台协已有约3000名企业会员，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台协。
1993年，东莞与港商投资20亿元，建设福地彩管公司，每年的利润达数亿元……
传统的农业大县，华丽实现工业化。
1987年，新华社记者王志纲和同事在珠三角跑了一圈，对顺德、南海、中山和东莞印象深刻，写出一篇文章《广东跃起四小虎》。当时，四小虎各具特色，东莞是“洋枪队”，顺德是“地方部队”，南海是“游击队”，中山是“国家队”。而在一个个大项目落地后，东莞经济总量一下子从四小虎之末跃居首位。
到2007年，东莞生产总值达3151亿元，比1978年增长119.8倍，保持了年均18%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东莞塞车，全球缺货”“全世界每10双鞋，就有1双来自东莞”“全球每5个人，就有1人在穿东莞制造的毛衣”的外贸奇迹。
此时的东莞，不仅是一个地名，更是闻名全球的“世界工厂”。
敢于改革
全国首创“一条龙”“一站式”政务模式
在工业化高歌猛进时，东莞城市化也加速推进，使之与工业化相得益彰。
据曾在虎门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兼农工商总经理的孙耀全回忆，当年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拉人来”：“公社干部坐船到香港开座谈会消除港商顾虑。一旦约好了香港人过来考察，这边就跑去罗湖口岸接人，小轿车在那时还是奢侈品，于是大家出动货车，开着摩托，也有坐公共汽车把对方请来的。”
投资商蜂拥而至，东莞人开始思考，如何解放思想、争分夺秒、提高办事效率。
1978年底，东莞县成立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主管全县“三来一补”合资合作企业工作，从县里各部门抽了48名干部，组成了10个小组。1984年10月,“加工办”被正式定为常设的行政机构。
“我们在审批上简化手续,不搞‘公文旅行’。”曾任“加工办”主任的萧树棠此前表示，当时小企业从签约到投产仅需一周，干脆利落，大企业从签约到投产也只要半年左右。高效政务带来招商引资与经济腾飞的硕果，东莞首创的“一条龙”“一站式”政务模式，由此成为各地竞相借鉴的样板。
1988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的调研报告《东莞十年——对我国沿海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一个成功典型的考察》：来料加工装配办公室坚持一个窗口对外的原则，从洽谈、签约、工商登记、报关、办理进口许可证，以及香港直通车手续，实行“一站式”的管理和服务。
办事效率一提高，一辆辆大货车、集装箱货柜车鱼贯而入，东莞基础设施不完善成为了经济飞速发展的“拦路虎”。直到1980年,东莞仅有一公里水泥路，晴天一路土，雨天烂泥塘。
东莞人又开始思考，如何创新地建设城市基础设施？
时任高埗公社党委办公室主任、建桥指挥部总指挥苏国良说，1980年下半年,高埗公社党委决定成立建桥指挥部。建桥需要150万元，但当时公社一年可自由支配的钱才8000元，150万元就是个天文数字。
于是，有社员提议：可否集资建桥？
苏国良回忆，1981年初当地决定，凡是喝高埗水的,每一个人投资10元钱。高埗公社有1.8万多人,很快便筹得近20万元，另有上级政府支持50万元,向银行贷款60万元。
1984年1月27日，全国第一座农民集资、征收过桥费的地方公路桥梁——高埗大桥正式通车。随后石龙南桥、万江大桥用同样的集资方式相继建成。
“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全省乃至全国公路建设的发展。时任交通部副部长潘奇到东莞调研,东莞人在汇报时提出了“想致富、先修路”的口号,随后被潘奇带回北京,这个经典口号就这样响彻全国。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东莞“城市梦”逐渐照进现实。
1987年12月4日，东莞撰写了一份6页纸的请示报告，递交给惠阳地区和广东省政府，请示从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次年1月，东莞升格为地级市，成为全国少有的“直筒子市”（对未设市辖区的地级市的俗称），开创了市管镇体制的先河。
“在完成城市化发展的原始积累后，现在我们有能力拿出很多钱投入硬件建设，不断提高行政服务水平。”升格地级市“操刀人”、东莞市委原书记李近维此前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表示，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不仅仅在于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硬件，更在于行政服务等软件。
确实，在被国家赋予更大行政权后，东莞延续敢于改革、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火种，统一开发建设，集中资源使用，继续加快城市化进程。
进入新世纪，东莞提出“一年一大步，五年见新城”的口号，“一网（高标准基础设施网）两区（城市新区和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三张牌（城市牌、外资牌、民营牌）”的发展思路，投入600亿元，开始了颇为壮观的“造城”运动。
早在2001年7月，在距离太平手袋厂仅30公里远的地方，东莞播下了一颗创新种子：松山湖科技产业园。“东莞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开始从‘满山放羊’转向‘设园引资’，成效显著。但囿于各种原因，以往的园区规模一般都不大，档次也不高，不足以支撑东莞新一轮发展的重托。”时任东莞市委书记佟星说，松山湖承担了推动经济模式转变、缔造新的增长引擎、再造一个新东莞的重任。
与此同时，东莞致力于投资软环境建设的脚步并未停歇，一个小时内办好营业执照，这曾是广受赞扬的“香港速度”，在东莞也可享受到这种高效服务：
2012年，在全国率先试点商改，彻底打开市场之门，实现“零首付”开公司，至今共取消行政审批事项300多项；
2013年底，作为全国唯一地级市代表参与了全国改革制度设计的研讨工作，国家的改革方案，充分借鉴了东莞商改的实践成果；
2014年开始，率先推行“互联网审批中心”工商登记新模式，在全国设立首个现代化网上审批中心，实现工商登记一站式审批、24小时全天候服务……
“东莞不是特区，却在商改的路上率先迈出步伐，能为国内其他地级市创造更多经验，具有更实际的指导意义。”原国家工商总局、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评价，东莞创造了商改的“非特区模式”。
东莞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精彩而生动的缩影。
造船出海
经济转型升级催生自主品牌
2008年1月，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冰雪灾害袭击了中国南部。
同年10月，“世界工厂”东莞也遭受了一场“冰雪灾害”——国际金融危机，拥有6000多名工人的港资企业东莞合俊玩具厂应声而倒。
合俊就像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万士达、联胜、诺基亚等一批知名企业相继关停搬迁转移，引发了外界对东莞出现企业“倒闭潮”的猜测。
一时间，资源吃紧、人民币升值、海外市场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压力集中爆发，东莞处于“风暴眼”中，很多外向型企业被推向了生死边缘。
这成为东莞改革开放的一道分水岭。
“今天不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有识之士警示东莞外向型经济的深层次矛盾。此后，东莞开始经济社会双转型，逐渐从利用外资“借船出海”转型为自主创新“造船出海”。
2008年8月，东莞被确定为全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试点城市，在全国首创了来料加工企业不停产转法人企业的崭新模式。
通过主动协调海关、税务、商检、消防等部门做好转型业务流程对接，东莞成功解决了企业转型中所提出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权转移、进口设备解除监管等100多个实际问题，率先在全国探索建立了来料加工企业不停产转法人企业的“无障碍通道”。
与此同时，东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东莞”工程资金提高到每年20亿元等系列政策陆续出台，越来越多的东莞企业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树立品牌，实现了从过去的oem（贴牌生产）到odm（原始设计制造）再到obm（自有品牌生产）的转型。
抓住来料加工企业就地不停产转“三资”企业政策，东莞美驰图实业有限公司由东莞凤岗竹尾田玩具厂转型而来。自创品牌“maisto”之后，2007年美驰图耗资4.5亿元成功收购了他们曾经的主要竞争对手——超过50年历史的意大利著名玩具品牌“bburago”，成为全球玩具业的巨头。
以oppo、vivo为代表的东莞智能手机，出货量从2013年的2亿台攀升至2017年的3.56亿台，全球每5台智能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