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埋头苦干，一不小心成为了历史。”
时隔40年，唐志平在聊起当年引进中国内地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太平手袋厂的情形时，依然充满怀念。他曾担任太平手袋厂的第三任厂长，见证了东莞首家来料加工企业的兴衰。
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中共广东省委率先作出发展来料加工的决定，东莞、南海、顺德、番禺、中山作为先行试点县。
“三来一补”模式的诞生，改变了东莞的经济结构，也揭开了引用和利用外来资金的序幕，商人、资金、设备、技术从香港、台湾等地纷纷流入，东莞一度成为“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世界工厂”。
40年间，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的东莞，从珠江东岸一个普通的农业县变身为“世界工厂”，这个漫长的故事流淌在历史的长河中，看似波澜不惊，但见证者和亲历者而言，却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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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过后，河仔村的闷热被洗刷一空，黄昏中的珠江显得有些灰暗，像一张老照片。堤坝上站着几个人，正在眺望对岸，他们大多来自外地，并不了解这个地方40年前发生的故事。
河仔村珠江边，这里曾是1979年大逃港的发生地，如今已建成了码头。摄影：梁宙
河仔村是虎门镇下的一个村子，和虎门镇的繁华比起来，这里似乎已被时间淡忘。村中新旧房屋交错分布，走在村道上，出来活动的村民并不多。当地村民介绍，村子里有部分人生活在香港，“他们在这里住十几天，回香港住十几天。”
有些村民仍会聊到1979年的故事，这段历史在河仔村并不是什么秘密，但时隔40年，已很少有人主动提起。
1970年代，河仔村产生队的劳作强度很大，村民经济收入低，而同处珠江口的香港正值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河仔村村民对香港社会的繁荣和美好生活产生了向往，于是有村民悄悄从陆路、水路偷去了香港。
当时，偷去香港是非法的，也是不容易的，逃港者往往几个人一艘小艇，从河仔村划到香港需要六七个小时，若在香港有人接应，成功的几率会大增。
即便万事俱备，若缺点运气也难以成功。张金勇（化名）是西塘村的村民，他的哥哥、姑姑、阿姨等亲人在1970年代都偷去了香港，1979年父亲带着他曾计划从河仔村逃港，但以失败告终。
据张金勇回忆，1979年年尾的一天，寒意阵阵。父亲带着他到了河仔村，准备偷渡去香港。他们一起行动的共有五六个人，大家找到了一位水手带路，约好晚上行动。结果，还未下船就被巡逻的人发现了，只得各自逃散。
“逃港者若被抓住会关到大朗园劳教场，需要找人赎回来。”张金勇觉得当年没能成功逃港是自己的“命”，但转眼他又说，自己并不觉得遗憾，逃港成功的人确实有人发达了，但也有逃港者的生活还比不上现在留在村子里的人。
“我哥现在的生活就比不上我。”他深吸一口烟，不愿再多谈这段往事。
如今，河仔村的那段历史已远去，曾经出海的地方修建了码头，货船进进出出，鸣笛声响起的时候，整个村庄都听得见。
河仔村只是东莞往事的一个缩影，界面记者查阅东莞的部分镇志、村志，很多都记载了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的“外逃风”。
1970年代末，在东莞逃港者爬山涉水踏上香港的土地时，香港人也在观察着对面内地的悄然变化。
1978年，东莞县开始试行发展来料加工产业，确定试点后的十几天，港商便来东莞拉开了投资的序幕。此后，台商们又蜂拥而至，彻底改变了这个贫瘠之地。
与此同时，东莞人逃港的情况逐渐消失，当年外逃的东莞人也开始回乡投资、创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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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在家的唐志平今年已66岁。平日无事时，他喜欢早上和朋友们打打太极拳，打完拳去茶楼“叹早茶”。聊起当年引进内地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的往事，唐志平记忆犹新。
1978年7月30日下午，广东省轻工局的领导陪同港商张子弥找到了太平服装厂，当时，唐志平只有26岁，在厂里负责供销业务。
张子弥和太平服装厂的领导面谈时，问是否愿意合作做来料加工。“当时我们说无所谓，能合作有生意做就谈，”唐志平回忆说，张子弥想试探下我们的加工能力，就给了他们一个欧洲流行的黑色女装包，问我们能否做出相同的产品。
当时，国内流行的还是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帆布袋，张子弥拿来的多层女包相比这些帆布包，加工难度很大，但是太平服装厂的领导还是接了下来。谈好后，张子弥回到宾馆休息，太平服装厂的几个员工通宵加班制作手袋。
经过一晚的加班，员工们按照张子弥的要求做出了产品，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了张子弥面前。“当时他很惊喜，想不到这么复杂的包我们能做得与原品差不多。”
7月31日，双方就签订了合同，约定在来料加工、补偿贸易上进行合作。张子弥先后一共投资300万港币，所有设备、原材料由张子弥提供，太平服装厂提供劳动力和厂房。
东莞市档案局展出的太平手袋厂生产车间资料图。摄影：梁宙
经历了筹备、引进设备、试产等阶段，1978年9月15日，工厂终于迎来了投产，并获得了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第一个牌照。中国内地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就这样开张了，企业取名为“太平手袋厂”。
太平手袋厂采取香港的管理模式，最根本的改革就是工作量按件计算。计件薪酬后，太平手袋厂的生产气氛立刻变得不一样，此前效率低、出勤不出力的情况大为改观。
“1979年，工程师都是一个月五六十元工资，最低的是学徒，十八元一个月，计件薪酬之后，普通工人月工资可以拿到一百多元，这让整个镇都轰动了，很多人想走后门进入太平手袋厂。”唐志平说。
此后，大批港商进入东莞投资设厂。港商进入东莞投资，对东莞的营商环境、意识观念更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东莞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1978-2008）》记载，1983年，东莞县与外商签订“三来一补”协议共2021宗，7.1149亿美元；新办企业1030户，共引进各种机械设备5.6万多台（套），价值2381.9万美元，全县共收入加工费1.26亿美元。而同年，东莞县生产总值才13.03亿元。
东莞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曾于1975年任东莞县委副书记的李近维向《三联生活周刊》总结了东莞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要素：土地与劳动力。在这两个关键要素上，东莞县委选择了“没有风险的来料加工”，其时广东省委已率先作出发展来料加工的决定。
当年，李近维等人明白，依托香港才是发展的关键，于是拼命争取这一块的资源，县里从各部门抽调干部，有的负责谈判，有的帮助建工厂，有的驻深圳与海关、边检、香港联络，还有的驻广州与省里各部门沟通。政府还动员每个村每个镇甚至每个人，将资源争夺的主力战场下放到乡镇与村庄。
东莞虎门镇龙眼社区《龙眼志》记载了全国农村首家“三来一补”企业——龙眼发具厂的诞生过程。原籍龙眼的张明姐弟二人偷渡到香港，经过十多年打拼，兄弟俩在香港开了家有点规模的假发发具厂，由于出身不好以及偷渡问题，兄弟俩一直回避回乡，更不敢回乡投资办厂。
为了吸引他们回乡投资，时任龙眼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张旭森向张氏姐弟保证说“你们尽管放心，只要肯回来投资，其他的事我来处理。”面对部分干部冷言冷语以及上级领导批评，张旭森找到了虎门公社书记黎桂康并获得他的支持，与张氏兄弟成为了第一批“敢吃螃蟹者”，后来龙眼发具厂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假发生产企业。
为了高效运转，1978年12月21日，东莞县在全国率先设立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主管全县“三来一补”合资合作企业的工作，从洽谈、签约、工商、登记、报关、办理进口许可证以及香港直通车手续等，实行“一条龙”式管理与服务。
“三来一补”模式的诞生，开创了一个时代。太平手袋厂最鼎盛的时候，从开始的400平方米厂房扩建至后来的8000平方米。后来，太平手袋厂的管理层发生了变化，加上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再吃香，而且竞争越来越大，太平手袋厂逐渐走向没落。
2007年5月底，太平手袋厂倒闭，厂房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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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前，在东莞的外资中，港资仍占多半。
1988年后，随着台商的进入，东莞外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全国台商三分之一在广东，广东台商三分之一在东莞”，这句民间流传的话形象描述了当年东莞台商在全国台商的占比有多大。
东莞标志性建筑之一——台商大厦。摄影：梁宙
1987年10月，台湾决定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两岸长达38年之久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同年12月1日，《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正式实施。1988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进一步促成了台商投资大陆的第一波浪潮。
在东莞投资的第一波台商中，最早可追溯到1988年3月。
1979年，台商张铭烈参与创办了台湾万泰电线，至1987年，万泰发展成为台湾最大的电线生产企业。由于台湾人力生产成本日渐提高，企业发展遭遇瓶颈。其时，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有9个年头，两岸关系刚刚缓和，张铭烈考虑来内地投资。
1988年之前，受两岸关系的影响，没有台商直接到东莞投资的先例。为能顺利到大陆投资，张铭烈采取“曲线投资”的方式，他先在香港注册公司，再以港资企业的身份和来料加工的名义进入内地投资。
张铭烈先是到虎门镇考察，当地政府的态度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后来，在时任该镇龙眼管理区干部的帮助下，张铭烈租下了厂房，创建了后来的万泰光电，1988年3月份正式开工，东莞首家台商企业由此诞生。
1989年，台商谢庆源也来到大陆，他想找一个可以代替台湾继续搞生产加工贸易产业的地方。来大陆之前，谢庆源曾考察过菲律宾，但恰逢菲律宾国内发生政变，最后决定到大陆投资。
“一个产业要外移，需要考虑各种因素，政治环境、语言等，菲律宾语言比较简单，但是政治不稳定，放弃菲律宾选择到大陆来投资，现在看这个选择是对的。”谢庆源说。
谢庆源先在上海投资箱包厂，后来发现东莞更具灵活性和成本优势，东莞靠近香港，以当时的时空环境，在成本上比内陆便宜，而且交通更方便，可以从香港直接进出口货物。几经判断后，1992年，他转投东莞。
1992年后，来东莞投资的台商越来越多，台商投资的领域遍及电器及电子产品、五金及五金制品、工业用原材料、鞋业、机械和家具等。
1997年以前是台商在东莞投资的黄金时期。谢庆源曾担任虎门镇台商协会会长，他怀念那个时代，其中一个原因是那时的招商环境给他一种温馨的感觉。
“虎门镇政府鼓励我们去招商，我们曾和镇领导打赌，招商超过多少家企业就请我们去玩，如果达不到，我们就请他们，结果我们输了，没有达到数目，后来我们请他们去纽澳玩。”谢庆源回忆说。
那个年代，台商和东莞政府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谢庆源说，当年台商有事情，只要一通电话找书记，书记马上会接见他们，他们和政府打成一片，相互扶持，做得很开心，可以享受到很便宜的东西，请到很多工人。
“我这一生，在东莞的几十年永远都忘不掉，我们还是第一届东莞台商的荣誉市民。”谢庆源说，自己把最黄金的时期献给了东莞，对这里已经有一份感情，虽然以后在东莞的时间会慢慢减少，但还是会常回来。
据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下称台协）统计，协会成员从1993年创会时的360家发展到最高峰时2006年的3530家，截至2017年10月，仍有2700多家。东莞台协现任秘书长赵维南对界面记者表示，若加上不入会的台商，最多的时候台商总数可能达7000多家。
长期在东莞居住的台商至少有8万人，为解决台商子女教育衔接问题和安定台商投资信心，2000年9月2日，东莞台商子弟学校正式开学，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台商子弟学校，实行与台湾课程同步教学，学校教材基本援用台湾全日制教学版本，与台湾教育体制接轨，学校教师部分来自台湾。
东莞台商子弟学校的学生正在生命力学习营地上课。摄影：梁宙
在当时，这是非常大胆和超前的改革，决策者也是需要魄力和勇气的。
许经纶是最早来到东莞台商子弟学校任教的台湾教师之一，至今仍在该校教历史。“当年大陆允许创办台商子弟学校，使用台湾教材，这是以前从来不敢想象的，大陆不是只有经济改革开放，连文化、教育也在开放。开放就是一种包容，包容性越大，代表自信心越强。”他说。
许经纶回忆，2000年，东莞台商子弟学校第一届的学生只有六七百人，现在已经达到2500人。如今，在这里读书的台商子弟高中毕业后选择留在大陆升大学的比例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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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佑亨曾在1987年担任政协东莞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他如今已年过八旬，是东莞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之一。
周佑亨回忆，东莞能从农业县成功转变为全球制造业名城，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得益于发展来料加工产业；另外，东莞有着很好的地缘条件，靠近香港，港澳华侨多。
“同时，东莞人也善于向外商学习管理模式。”周佑亨说。
“三来一补”模式在东莞铺开，使�...